最近总是会看到一些“雷人”的报道——
　　报道一：学校给六位课后打篮球的孩子进行了纪律处分；
　　报道二：学校专门制定了《女生行为守则》；
　　报道三：学校分设了男女生食堂；
　　报道四：学校将及格分数提高到90分以上……
　　令人费解的是，面对上述情境，学生、家长乃至教师居然选择了“缄默”。原因何在？通过一些教育阅读，我们或许能够明白问题所在。
　　在《被压迫者的教育学》一书中，当代教育哲学家弗莱雷告诉我们，专制教育的特征就是将人“物化”了。在此状态下，因为“缄默文化”，教师会不自觉地屈从于应试教育的种种举措。正因为学校、社会早已将应试教育视为教育的常态与常识了，我们的家长和教师才会默认当下日益猖獗的应试教育氛围，甚至助其滋长。
　　我们总以为只有在学校中才会产生专制教育，因而很少在家庭中寻找原因，弗莱雷则认为专制型家庭塑造出了专制型人格的孩子，以至孩子逐渐接受权威的控制并想控制他人。面对弗莱雷这样的论断，首先要反思的是家庭教育：“那些专制型父母在打骂并约束子女时，他们会说‘我这样做只是因为我爱你们’。”这其实就是在隐性干涉孩子的行为认知。
　　其实这种“爱”的压迫在学校教育中更为普遍，许多教师同仁总是习惯于高举“爱的旗帜”，使得对孩子的“压迫”成为理直气壮，最终让孩子走进“缄默文化”——因为“爱”，你们不得反抗。我们的悲哀就在于，我们高举的所谓“爱”，更多的是一种私爱，将子女当成自己的私产，将学生当做自己产物的私爱，很少去考虑人间大爱、人性之爱。
　　如果从作用与反作用的角度来思考“缄默文化”，我们就会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老人跌倒无人敢扶，有人落水无人施救的尴尬局面，这不就是因为“缄默文化”造成的么？
　　如今的教育为什么不敢让学生独立思考、自由发言，为什么不重视教学活动中的对话与生成，主要还是受专制型人格的影响。有些教师更担心一旦放开将无法控制，因为这些教师在孩子面前就是以权威面貌出现的，害怕动摇了自己的身份地位。虽然我们偶尔也会搞一些种类繁多的学校活动，但这些活动多是所谓“奉旨行动”，是某种规定绩效的衍生，所以这些活动总会在表演中走过场。
　　教育，如何走出“缄默文化”的困境？弗莱雷的主张之一就是教会学生阅读，提高他们的思辨能力、认识水平。要想使学生成为一个阅读者，作为教师首先必须是一个阅读者，问题在于一些教师总是以没时间为借口拒绝阅读，久而久之他们就在重复性的劳动中变得迟缓和愚钝了，成天忙忙碌碌、穷于应付，最终弄得神神叨叨，迷失了自我。如果我们想改变这样的窘境，唯有重视阅读，通过阅读理解教育，认识社会、重拾自我，进而引导学生通过阅读涵养生命，形成应有的意识水平。
　　一些教师为什么不适应对话式教学，更多的是他们对学生的“不放心”，这种不放心多是源自内心的恐惧和无知，害怕学生过早地跨越教育区间，快速地自我觉悟与觉醒。一旦教师能够调整心态，坦然面对学生的质疑，用民主平等的方式与学生进行对话式教学，也许走出“缄默文化”就指日可待了。需要强调的是，要让教育走出“缄默文化”的境地，其责任不仅是学校的，更多的还需要家庭和社会的共同努力，这当中行政与领导层观念的改变又显得尤为重要。
　　
　　凌宗伟，中学高级教师、全国优秀校长，《中国教育报》“2012年度十大读书推动人物”之一。民国教育家刘百川研究者。学校行为文化建设的倡导者，践行者。近年来在各类报刊发表教育教学论文两百多篇。有《语文教师的使命》《校长之道和人格修炼》《健康教育》《成长的烦恼》等专著与编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