历史上的自然灾害曾给人类的生命、生活带来无尽的伤害和痛苦。在中国古代的各种自然灾害中，由一种昆虫引发的灾害尤其值得关注。这种昆虫就是蝗虫。

“旱极而蝗”，这只小虫不可爱

蝗虫俗称蚂蚱、蚱蜢，可以说是农民最讨厌的一种昆虫了。它不挑食，以五谷杂粮和草本科类的叶、茎、果肉为食，喜欢居住在热带、温带的草地和沙漠地区，繁殖能力极强。蝗虫分布世界各处，种类总计超1万种，光是我国就有1000多种（以飞蝗、土蝗为主）。

因为蝗虫趋水喜洼，蝗灾往往和旱灾相伴而生。一旦遭遇干旱，蝗虫便会成群结队地迁移，寻找低洼有水的地方，而它们途中需要补给“粮草”，所以就有了“旱极而蝗”的说法。

在古代，蝗灾与水灾、旱灾并称为中国三大灾害。由于缺乏科学的治蝗措施，蝗灾给古代劳动人民的农业生产和生活造成了重大损失。如《唐书·五行志》记载，贞元元年，北方发生大面积蝗灾，蝗虫所过之处赤地千里，没有一丝绿色植物的影子，直接吃掉两个州的粮食，以致民间甚至出现“人相食”的现象。这次蝗灾让李世民这个开创“贞观之治”的明君都下了罪己诏。

2020年，全球蝗灾预警再次拉响警报。4000亿只沙漠蝗从东非飞到印度和巴基斯坦，一路“大开杀戒”，过境之处只能用“惨烈”二字形容：1平方公里的蝗群一天就能吃掉3.5万人的口粮，极大地威胁着当地居民的生存。

“生物部队”出击，治蝗出奇招

如今，随着灾害监测体系、防蝗技术的日益完善，我国内陆地区少有遭受蝗灾的报道。但无数人在背后所做的治蝗工作值得我们铭记。

蝗灾之初，我国确实是会直接“开吃”。不过不是人类吃，而是动物，这种治蝗方法叫生物防治法。
新疆自古以来就经常受到蝗虫袭击。在边疆草场上，饲养着一群特殊的“治蝗战士”——70万只牧鸡。一旦发现灾情，便会全军出“鸡”。治蝗期间，它们变身为“流动治蝗鸡”，5天即可完成1000亩的治蝗任务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些鸡苗是国家免费发放的。2012年，国家农业部发动河北、内蒙古等10个地区利用牧鸡治蝗，全国出动近300万只鸡，共减少牧草直接经济损失1.27亿元，户均减灾1万多元，户均增收近6500元。

2000年5月，新疆北部发生特大蝗灾。除采取化学药物治蝗外，10万“鸭兵”在新疆草原投入“战斗”，效果明显。三个月后，新疆至少有100万亩优质草原上如地毯般覆盖的蝗虫被鸭子彻底歼灭。
除了陆地攻击，经常活动在新疆西部的粉红椋鸟往往使用“空袭”的方式对蝗虫进行围剿，每只每天捕食近200只蝗虫，也是当之无愧的治蝗主力军。

国家出手，治标更治本

但如果仅靠“生物部队”和全国“吃货”把蝗虫吃成稀有物种，或许有些过于乐观了。在治蝗行动背后，是我国长久以来的付出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农业部建立蝗灾防治指挥部。防治蝗虫治标更要治本，从蝗虫虫卵处就开始扑灭。蝗虫偏爱在微湿润的土壤中产卵，尤其是被水浸过的裸露土地。于是第一步就是兴修水利，控制旱涝，综合防治蝗灾。接下来就是长达几十年的植树造林，土地被植被覆盖，蝗虫也就难以繁殖了。

我国各地蝗区还建立了飞蝗预测预报组织。哪里的蝗虫数量上升，就会通知各家各户做好预防。而在每年两次的深耕中，农民还会把埋在土里的虫卵翻出来暴晒，喷洒药剂杀死，不让它们有机会长大成虫。

此外，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，我国开始使用飞机治蝗，用农业机大规模超低空喷洒农药。近年来还出现了更环保的生物农药手段：要么让蝗虫生病，难以繁殖；要么让它们丧失“社交”欲望，抑制群集行为；要么吸引它们集中到一起，集中消灭；要么让它们吃什么都味同嚼蜡……

正因为这些许多人看不见的努力，这些年，蝗灾才逐渐淡出我们的视野，或者还没大规模暴发，就已被扑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