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少古装剧中都出现过这样的场景——就在刽子手挥舞砍刀，准备将犯人斩首的关键时刻，突然出现一位快马加鞭赶赴刑场的大臣，手中高举圣旨，口中大喊“刀下留人”，刽子手随即停止动作，犯人也因此保住一命。

那么，“刀下留人”这件事在古代真的存在吗？

“刀下留人”的雏形

影视剧中上演“刀下留人”的情节并非空穴来风，历史上确有其雏形。

贞观五年八月，河内（今河南沁阳）人李好德“得心疾，妄为妖言”，胡言乱语间多有对朝廷和皇帝的大不敬之词。在古代皇权社会，这是极其严重的罪行，按律当被判处死刑。唐太宗李世民下令大理寺将李好德抓进监狱，严加审判，负责此案的官员是张蕴古。

张蕴古非常聪敏，通晓时务，是经世济民之才。经过调查，他认为“好德癫病有征，法不当坐”。按照法律规定，精神病人说犯忌讳的话可以减免处罚。唐太宗听完张蕴古的汇报，觉得有道理，便决定宽宥李好德。

原本这件事已告一段落，但张蕴古偏偏节外生枝，去监狱里将唐太宗的决定提前告诉了李好德。由于这件事，张蕴古遭到负责监察朝廷百官的权万纪的弹劾，他说李好德的哥哥李厚德是相州刺史，而张蕴古老家就在相州，所以张蕴古故意包庇李好德，官官相护，徇私枉法。

唐太宗认为自己被张蕴古骗了，盛怒之下下令将张蕴古斩首示众。事后，冷静下来的唐太宗颇为后悔，认为张蕴古泄露朝廷机密确实有罪，但罪不至死。为避免自己日后再犯相同的错，唐太宗随即下诏：“今后处决死刑犯，即使是我下令斩立决，执法部门也必须反复上奏请示三次，得到最终核准后方能执行。”后又觉得不够严谨，加至两天之内进行五次覆奏。自此，一套完整的死刑三覆五奏制度建立，并且真的有人因此制度而获救。

唐武则天时期，宰相魏元忠遭到酷吏周兴等人的构陷，被逮捕入狱，后被判处死刑。行刑当天，武则天按三覆五奏制度审核死刑名单时，想到魏元忠之前的功劳，遂命人去刑场赦免了魏元忠的死刑，改为流放贵州。

特殊的“刀下留人”——皇帝下旨赦免死罪

古代一般碰到新帝登基、册封皇后、太后过寿等情形，皇帝会下旨大赦天下，以体现“皇恩浩荡”。此外，皇帝也会根据实际情况，赦免个别死刑犯。

宋孝宗时期，赋闲在家的陈亮酒后一时兴起，和几个好友扮起了皇帝上朝的游戏。在今天看来，这就是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，但在古代，这种行为就是“谋反”。周围人很快告发了陈亮，陈亮一干人等被抓入大牢，刑部判决陈亮死罪。案件呈到宋孝宗赵昚那里，赵昚是南宋一位很有作为的君主，替岳飞平反，还下诏北伐，他心里很清楚这次事件只不过是几名书生在家耍酒疯，和“谋反”并没有什么关系。最终，宋孝宗轻描淡写地将案件定了性：“秀才醉了，胡说乱道，何罪之有？”陈亮由此逃过一死。

无独有偶，《新唐书》中也记载了一段皇帝赦免死刑犯的故事。贞观四年，天下断死罪二十九人，到了贞观六年，死罪者三百九十人。为了安抚人心，唐太宗决定将这三百多名死刑犯放回家与亲人团聚，让他们到第二年再回来受刑。没想到这些犯人真的很守信用，第二年秋天都按时回来了，唐太宗很感动，将这批犯人都赦免了。

寄希望于“刀下留人”，不如自救

宋朝《宋刑统》规定，如果犯人临刑前还在喊冤，就必须停止刑罚，将案件退回，更换主审官重新审理。正是这个规定，让已被判处死刑的犯人有了“自救”的机会。

宋太宗时期，开封府审理了一桩蹊跷的案件：刘氏状告继子王元吉在自己的饭菜中下毒，开封府立即着手调查，从刘氏提供的证据来看，王元吉确有重大嫌疑，但王元吉却喊冤叫屈，拒绝认罪。这起案件从开封府的右军巡院打到左军巡院，判官韩昭裔收受刘氏的贿赂，王元吉被屈打成招。待王元吉到开封府被审问时，他又当堂翻供，道出实情。

由于王元吉翻供，案件又移交司录司重审。司录司官员见案件复杂，便奏呈宋太宗，而王元吉的妻子张氏也挝登闻鼓鸣冤。宋太宗御前亲审，王元吉的冤屈才得以昭雪，他也因此成为死刑“自救”的典范。

当然，喊冤这招也不是万能的。比如武则天时期，有个犯人在被处决前咒骂了武则天，她便下令行刑前把这名犯人的嘴塞住，如此一来犯人想喊冤也没有办法了；又如唐武宗时期规定喊冤者“事不过三”，但凡喊过两次冤，第三次再喊什么也没用了，避免有犯人故意喊冤而拖延行刑时间。

总而言之，古代的“刀下留人”，既有皇帝出于多种目的赦免死刑犯的行为，也有为了避免滥杀无辜而衍生出的死刑三覆五奏制度，以保证既不冤枉一个好人，也不放过一个坏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