客观地讲，教材改动是新课程在实施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探索阶段，本不必大惊小怪。但是，这次中小学语文教科书传统篇目调整触动了一系列敏感的社会话题，引起了批评的狂潮。它迫使人们思考和追问：在价值多元化的现代社会，如何看待历史与传统，如何评价人物与事迹？“文以载道”的语文课应继承和弘扬什么样的“道”？或者语文教育还要不要载“道”？
    从《南京大屠杀》等课文被调整及有关人的言论中，我思考了在当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重新编写新教材，到底应当坚持什么样的教材观？我觉得，就编写语文教材而言，应当坚持“六性”，即人文性、艺术性、经典性、历史性、现实性、稳定性，特别应当坚持人文性与艺术性的统一。
    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，炎黄血脉世代延续，民族精神不断积淀和传承，其主要载体有三：一是经典文物。如北京周口店遗址、陕西半坡遗址、曲阜、故宫、长城等。二是文字记载的典型历史事件和典型人物。如秦皇、汉武、唐宗、宋祖等雄才大略的文治武功，屈原、苏武、岳飞、文天祥、戚继光、邓世昌的英雄事迹。三是思想家、文学家的名言警句。如“三军可夺帅也，匹夫不可夺志也”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”（孔子）；“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”“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”（孟子）；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（范仲淹）；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（文天祥）等。
    文物是凝固的历史，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是浓缩的历史，名言警句是升华了的历史。三者相得益彰，共同承载历史的积淀，浓缩着民族的精华，闪耀着民族精神的光芒。民族精神传承与发扬，主要靠教育，教育的基本载体是教材和教学。
    语文是文科教育中的担纲学科，理所当然地担负起人文教育的责任。有人主张语文课本应该体现文学、艺术方面的作用，让孩子学到更好的语文知识。进行爱国主义教育，应该通过思想品德课和历史课等课程。我不赞成这种淡化语文课人文教育功能的说法。语文课的思想教育功能不是外在的东西，越是艺术性强的文章越富有思想底蕴和情感的冲击力。一篇好的范文，应当是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。从这个角度来讲，语文教材应该保持它的经典性，现实生活中一些非经典的东西不能进入教材。
    教材编写需要与时俱进，该删的删，该改的改，这没有错，但进行删改必须坚持历史性与现实性的统一。不能使语文教材披满历史的沧桑而没有现实的星河，也不能只充满时尚而少了历史的厚重。毕竟现代人不是“天外来客”，是祖宗血脉的延续。
    特别是在当今多元的社会中，许多人缺乏核心价值、主流价值，甚至在丧失民族情感、民族精神的情况下，我们更不能在教材中淡化中华民族血与火的历史，甚至抛弃。我们总不能一方面感叹孩子们接受历史教育的不足，另一方面亲手把历史教育从课本中删除，因为这次删除的是“南京大屠杀”，下次就可能是“长征”“鸦片战争”。我们删除的不仅仅是几百字的描述文字，而是逐渐抹去孩子们对历史的记忆。
    远离孩子们生活的德育教育固然要进行改革，但改革要慎之又慎。不能因为时代发生变化，就简单的认为先烈的英雄事迹不再具有教育意义，那样做将是矫枉过正，得不偿失。